深圳工业口述史 刘志雄：与深圳一起从“制造”到“智造”

　　系列访谈由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深圳市工业展览馆、万博max体育官方网站深圳晚报社联合出品，旨在邀请来自不同领域和行业、亲历深圳工业发展不同阶段和参与深圳产业发展创新的人物，讲述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片段和工业发展进程，弘扬来深建设者们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拼搏创新的工业精神，进一步推进深圳工业文化发展。

　　刘志雄，1972年10月出生。三诺集团董事长兼CEO，新加坡管理大学工商管理博士，深圳市第五、六届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深圳市物联网协会会长，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创会会长，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

　　我很庆幸自己当年来了深圳，深圳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真正激发创造力激发创业活力的城市。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政策引导，让所有来创业的人都如沐春风。“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也是我过去34年来所感受到的温暖。在深圳，只要敢于拼搏，就一定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这是我一个普通深圳人的经历，也是千千万万个深圳人的写照。

　　我出生于潮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跟着家人学习毛笔字，逢年过节，还会为左邻右舍写上几副对联。然而好景不长，14岁那年，父亲遭遇车祸，家里一下失去了主心骨，家底也因给父亲治病逐渐耗尽。15岁，母亲因劳累过世，我不得不投靠家中亲戚，寄人篱下，学业也被迫中断。在那几年，我深刻体会到生活的艰辛，更感受到人情淡薄。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从深圳刮到我们这个小村庄，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去闯荡。每逢过年，我便蹲守在村门口，看着他们提着大包小包归来，神采奕奕地讲述着在外奋斗的经历，往日最为平常的家乡话，此刻却显得格外动听。我开始向往，梦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17岁那年，我带着东拼西凑的100多元，挤上了前往深圳的大巴。随着大巴飞速往前，熟悉的村庄渐行渐远，最终成为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沾满灰尘的车窗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靠自己，在深圳闯出一片新天地。

　　1989年，我第一次来到深圳。虽然此前早有所闻，但真正踏足这片土地时，我还是被这座城市的繁华所震撼。街上车水马龙，霓虹的光影在高楼大厦中跳跃，勾勒出现代的轮廓。行人身着各式时尚的服饰，匆匆而过。这是深圳人一个普通的夜晚，却是我新生活开始的第一个夜晚。

　　初到深圳，我靠着“写得一手好字”找到一份文宣工作。工作不难，大多是抄写、起草文件。干了一年多，一次机缘巧合下，我接触到一家做模具的港资公司。看着那些设计严谨、技术精湛的模具，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萌生出转行的念头。但这家公司只招技工，不收学徒。于是我三天两头就往公司跑，先是混个脸熟，再瞄准机会对老板表“忠心”：“我可以不要工资，免费为厂里工作。”当时在深圳的外来务工者，基本都是为赚钱而来，老板没见过像我这样主动不要钱的，就欣然答应了。

　　模具这个行业的门是跨进去了，但要在里面生存下来，可没那么容易。为了提升自己，我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跟随不同的师傅穿梭在各个厂房，不仅要研究器械，还要看人的眼色，一件小事没干好，就会被训斥一顿。那时我常常激励自己，不怕苦不怕累，才能学到真本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逐渐掌握这门技术，开始在人际相处中变得游刃有余。不过没多久，工厂搬迁，我也随之离巢，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没多久，我就找到一家私营模具厂，成为一名技工。凭借着过去在港资企业学到的技术，我在新的工作岗位干得很顺利，很快就得到上司赏识，升上主管。升职后，我的眼界变得开阔，想法也变得更加大胆：我有技术，有管理能力，为什么不自己承包？这样我不仅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还能接手更多的模具订单。说干就干，这个大胆的想法很快就落地了。几个订单下来，我就赚到20多万元。

　　拿着这20万，我没有存银行，而是开始第二笔投资：承包一家濒临倒闭的模具厂。当时那家模具厂的老板本打算把设备卖了，但我劝他：“你的设备只能卖一百多万，我承包厂子3年，可能会给你带来两百多万元的收益。”老板犹豫了许久，或许是舍不得设备，抑或许是还想再搏一把，最终，他同意了我的提议。

　　为了省钱，我一人兼做会计、销售、技工，一手撑起了这个模具加工厂。一年下来，工厂盈利翻倍，我也因此赚了一百多万元。拿着这个启动资金，我收购了一家模具厂，这便是三诺的第一家模具厂。1996年，在宝安区松岗塘下涌的厂房里，三诺公司正式成立，由此启航。

　　我对员工说，古人云“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一诺千金也”，既然我的公司叫三诺，就一定要信守承诺，是我们的问题就要勇于承担。

　　公司成立之初，我打算突破模具加工这个框架，给公司一个新的定位。过去，我待过的模具厂，主要是为国外的音响设备加工，三诺成立后，我们打算创立自己的品牌，沿着音响领域继续做下去。

　　在仔细研究了国外的音响产品后，我发现，除了技术，他们的产品在外观造型上也非常出彩。上世纪90年代，电脑盛行，国内许多产品都主打电脑音响。彼时，深圳华强北已是电子产品聚集地，主要售卖国产音响。我在华强北转了一圈，发现中国的音响大多是笨重的方盒子，非黑即白，与国外的产品设计相差甚远。

　　当时国内推出的自主音响品牌比较少，为了让我们产品与众不同，我从外观着手，设计出一系列具有柔美线条和精巧造型的音响，我把它们称为“令人惊奇和喜悦的产品”。这些音响一经推出，在国内迅速火了起来，形成享誉全国的“三诺潮”。一年下来，三诺品牌电脑音响竟拿下1/3的市场占有率。

　　随着视听行业变得火热，我观察到一个现象：电视连接音响时还要连接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器俗称“扩音机”，它的任务是把来自信号源的微弱电信号进行放大以驱动扬声器发出声音。功能是有了，但实际使用中，既笨重又繁琐，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我开始思考，何不将两者合二为一？这样既简化了操作步骤，又能减少连接线。

　　于是我召集了大批科技研究人员，精心设计，反复实验，终于研制出三诺合成影院。三诺合成影院采用独家研制的核心IC芯片技术，把以往独立的功放、音箱布局彻底改变，将其合二为一。同时，我们将售价定为功放、音箱二者零售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实现了高品质、低价位。1998年10月，合成影院一经推出，风靡国内市场，还获得中国电子音响协会颁发的家庭影院最高荣誉标志“A”称号。

　　水涨船高，那时三诺的代理权可以卖到100多万元。随着品牌影响力扩大，订单也纷至沓来，工厂每天加班加点两班倒赶进度。然而欲速则不达，没多久，产品就出现了质量问题，新出的产品上市不到半年，开始频频被退货。

　　仓库里的退货越堆越高，品牌受到负面影响，客户的质疑从四面八方而来……这些就像一座山一样，狠狠地压在我的身上。

　　有人劝我把公司关了，另立门户，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没有犹豫。我对员工说，古人云“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一诺千金也”，企业名为“三诺”是有深意的，我要给社会一个承诺，就是“品质·服务·价值”。我们一定要信守承诺，是我们的问题就要勇于承担。

　　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1998年、1999年、2000年，我背水一战，用了3年的时间去换货还钱，陆续赔出去几千万。当时许多员工都离开了，销售部甚至人去楼空，但我始终没有放弃。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恰恰是这几年，我学会了如何治理企业，同时构建了国际化质量体系，练好企业的“硬功夫”。随着内部管理的日渐规范以及“言出必行”的良好信誉，三诺重新夺回市场份额，成为众多世界著名品牌可信赖的长期合作公司。

　　无论是从产业角度、国家战略需要还是深圳城市规划来看，从制造走向智造，不是选择题，而是一个必答题。

　　虽然我们是做音响起家的，但音响占有率再高，中国市场规模就那么大，很容易触到天花板，这也是为何日本很多知名音响品牌逐渐走向衰落。同时，我们发现，单一卖场的营销模式带来一个很不利的影响：外面太多公司抄我们设计了，不仅抄，还以低价来抢市场份额。

　　于是我们开始探索新的模式：将三诺变成一个平台化的企业，用平台来保护设计创新力，这就是三诺后来独创的OPM模式（原创产品策划设计提供商）。不像一般的OEM模式（代工生产方式），OPM模式为客户提供策划、设计、研发、制造、推广等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

　　我们根据客户需求，将它们的品牌和三诺的产品设计力结合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全新的产品。

　　2008年，全球面临金融危机，不少品牌企业都缩减研发和中间环节，三诺反而逆势成长。因为三诺的设计、研发制造能力，让我们在同行之中脱颖而出。通过OPM模式，三诺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和相对的议价权、主导权，成为全球优秀品牌原创设计制造的服务平台，我们独创的OPM商业模式还入选了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企业创新典型案例。

　　5G、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正在改变和重塑制造业，如今深圳制造业正站在一个新旧交汇的节点上。

　　随着高能耗、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逐渐退出或转移，以标准化、自动化、规模化、精益生产为特征的大规模标准化制造开始占据上风。产品的形态正从工业化走向智能化，从中心化走向场景化，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无论是从产业角度、国家战略需要还是深圳城市规划来看，从制造走向智造，不是选择题，而是一个必答题。

　　三诺集团一直在探索制造业的出路。本手是基础，妙手是创造。引领三诺智造的妙手是什么？就是以设计创新和技术创新为驱动，以场景化、个性化用户需求，转型柔性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智造模式，我认为这就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模式。

　　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道路上，我们希望通过改变供给侧，将三诺自主赛道上的创新，结合我们自身搭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创新力转化为产业力和商业力，满足未来千人千面的场景化应用需求。

　　为满足标准化大规模制造和个性化定制，我们在深圳宝安建设了100米高、200米长的“工业上楼”三诺智慧声谷，重点打造可覆盖从创意到制造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灯塔工厂，构建个性化定制智造平台，满足未来产品场景化应用需求，为国内新品类崛起和品牌出海助力。项目初步规划2023年建成，2024年投入使用，致力打造成为中国智能制造工厂的标杆项目。

　　在升级三诺智造体系的同时，我看到5G网络对物联网产业形成的巨大支撑力。世界正从信息时代迈进物联时代，深圳的物联网产业也在飞速发展。2011年，深圳市物联网协会成立，到如今已经发展12年。2018年，我接过这个接力棒，成为深圳市物联网协会会长。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深物联整合行业资源、推动政企互动，为上百家上市企业、700余家高新企业、4000多家产业企业提供产业服务，形成了总产值超过3000亿元的物联网产业集群。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作为一家中国企业，时代与产业政策赋予我们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机遇。我希望三诺成为一个智慧生活的家庭构建师，使创新的科技进入家庭，改变消费者生活方式，圆消费者智慧生活的梦想。

　　在深圳，只要敢于拼搏，就一定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这是我一个普通深圳人的经历，也是千千万万个深圳人的写照。

　　早在2002年，我发现深圳做设计的公司挺多，但是纯粹做工业设计的很少。这导致设计和产业脱节，产业里也缺少设计创新的元素，市面上流通的产品大多是抄袭、山寨国外的。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连续10年发起举办“三诺杯”工业设计大赛。我们号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全国几十所学校的学生来参赛，获奖者将获得创业孵化基金及国际交流学习机会。大赛一方面为三诺储备人才，一方面也在间接推动深圳工业设计的发展。

　　但几年下来，我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不够。于是在2008年，我发起成立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并出任协会创会会长。要擦亮“深圳设计”的招牌，最关键是要有一个完善的体系。在协会成立之初，我建议大力实施“五个一”工程，即：办一个工业设计节，颁发一个工业设计奖，办一个工业设计展会，建设一个工业设计集聚区和办一所工业设计特色学院。

　　没想到，我们的建言献策获得市领导的高度关注。2012年12月，市政府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工业设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用政策和专项工业设计资金支持推动了行业发展，为整个行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008年，我代表深圳设计行业与香港签署了《深港创新圈——深港设计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架起深圳与香港交流的桥梁。当时的香港已褪去工业色彩，转而向高新技术和创意产业的新方向转型，其中设计产业发展旺盛。通过这个协议，深圳不仅能向香港学习，与之交流，还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走向国际。

　　▲ 2008年，刘志雄（前右）代表深圳设计行业与香港签署了《深港创新圈——深港设计战略框架合作协议》。

　　2013年，深圳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开始承办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这个展被称为“全球工业设计第一展”。深圳成为中国第一个、全球第六个“设计之都”，工业设计的推力功不可没。随着工业4.0的到来，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产品会趋于定制化、个性化，我坚信，今后工业设计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我常常思考，在产业变革新常态下，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的责任？我觉得应该是“成就自己，帮扶他人”。

　　我也算是一名老创客了，对创业者的艰难感同身受。如何让他们少走弯路更快成功？三诺推行B2S 模式（Business Backed Startup），开放产业资源、商业智慧及金融资本，形成一个国际化的创新创业创投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三诺链接全球创新源头，结合三诺多年来形成的设计、供应链、智造和市场等平台优势，打造一个从“0到1到100到10000+”的产业力平台，推动创新力、形成产业力。

　　深圳产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深商。深商应该有锐意进取的决心、持续创新的信念、合作共享的格局、反哺产业的责任和产业报国的情怀。我们这一代深商一直在向着这些目标前进，也希望新一代的深商能接上这一棒。

　　过去几十年里，我坚持做实体制造，虽然中间也曾羡慕过房地产行业、金融行业，但我认为创造出优秀的产品，就是实体制造业存在的价值。我们对实体经济的坚守，来源于对制造业的热爱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

　　这份执着和热爱让我在深圳扎稳脚跟、实现梦想。我很庆幸自己当年来了深圳，深圳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真正激发创造力激发创业活力的城市。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政策引导，让所有来创业的人都如沐春风。“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也是我过去34年来所感受到的温暖。在深圳，只要敢于拼搏，就一定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这是我一个普通深圳人的经历，也是千千万万个深圳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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